我们希望打破设计的界限--标准营造事务所访谈
01 April 2005
 


Transc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Design -an Interview with Stadard Architecture

在辆建筑企业转型和重组的背景下,标准营造事务所(Stadard Architecture)成为多元化中一种渐露峥嵘的合作形态。3位年轻的合伙人张轲,张弘和Claudia Toborda(葡)分别具有海归、设计院和西方文化的成长背景。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际的文化动荡,在全球化逐渐成形的九十年代完成建筑教育,像许多30岁开始执业的青年设计师一样,他们潜行于文化板块的碰撞之下,漫游在建筑事件的喧闹之外,益虫冷眼看群雄并起,默然是寂寞高手,在城市中某个难觅的角落里积聚能量。

标准营造的修炼这地是一处需要向导陪伴才能找到的僻静地方。这是一栋中科院闲置的礼堂,由木桁架支撑的斜坡屋顶上带有采光天窗,使这个340平方米的空间显得宽敞明亮。天窗的正下方,一个架空的独立走廊将改造后的礼堂分成工作区和展览区。走廊是一个长21.5米,高2米,宽1米,由大芯板做成的箱体,侧壁和顶棚刻满不规则的纵向洞口。这既是一道被空间化的隔墙,也是一个大比例的模型和展品,显示了标准营造近一段时期工作的成果。(以下Y代表岳峰,Z代表张轲和张弘)

Y:这个“走廊”实地建造时将使用什么材料?
Z:会是现浇混凝土。

Y:结构似乎不太常规,模板的形状和尺寸可能比较复杂吧。
Z: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具有整体刚度的方盒子。结构计算会有一定挑战性,但也不是太难。这个项目与我们合作的一个结构师对此很感兴趣。经过了许多工程以后,第一次有人提出从开始就要和我们一起做结构方案,这个结构方案反过来会影响我们的想法。

Y:好像国内的结构师还普遍缺少“作品感”?
Z:很少谈。大部分国家设计院的结构师首先想到的是负担,房子过塌了我的责任是第一位的,你建筑师是第二位的,我凭什么要为你承担责任。而国外是结构事务所制度,像Ove Arup。你在国外问一个结构师,这个方案可不可行,他一般不会说不行,他会拿回去计算,然后告诉你要花多少钱,最后取决于你的预算平衡,从经济角度讲可不可行。衡量结构师好坏不能以从来没出过问题为标准,而是看你实现了怎样有创造性的结构形式。

Y:结构设计对你们的建筑有怎样的影响?
Z:有时候结构做得好的话,会帮助建筑师实现一些小Trick(技巧)。比如我们的武夷小学礼堂,结构上的技巧使入口处最后这块板在视觉上折过来,实际上最后的那段墙有一段埋在土中。

Y:结构不仅仅是实现建造的技术手段,更具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判断,但人们常常使结构依附在建筑的审美过程中。比如许多关于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方案的宣传中,强调其“结构和形式的完美统一”,这似乎提供了一种通过阅读结构形态来判断建筑好坏的迅捷方法,类似于“忠实体现结构的房子就是好建筑”这样的简化判断。
Z:这句话本身没有错,能做到这一点的建筑一般都会是很好的建筑。但是不能反推,即只有当结构和形式完美统一时才是好建筑。你刚才说的有点像密斯说过的一句话,“Nothing should be built if can't be clearly built”,但密斯强调的是构造逻辑的清晰表达,而不是结构的忠实再现。

Y:在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作品中,一直试图避免建筑被图像化,但却经常使用大量图像,怎么认识图像在建筑中的价值?
Z:他们“惧怕”一切将建筑形象化的可能,努力避免符号的联想。他们是将图像当作材料来用,而不是试图形成某种建筑图像。他们把材料“非材料化”,又把“非材料”材料化。在他们的作品中里,玻璃不再是玻璃,混凝土不再是混凝土,它们融合在建筑的整体感知中。

Y:但如果将这个方案跟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早期的作品相比较,似乎有些矛盾。因为他们之前并没有强调结构的显露和形式感,比如瑞士巴塞尔的那个铁路信号站(Signal Box in Basel)。
Z:我觉得他们的一贯性并不体现在采用某种结构方式上,而是体现在每一个方案都与前一次不同,前15年的作品和现在差别就很大。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作品就重现肌理和结构的结合,奥运会主体育场的那种Texture (表皮效果)就是之前研究的成果。他们事务所里专门有一个Material Study Team(材料研究小组),花很多时间在研究材料上。

Y:基础科学和工程学中一直在研究材料,这与建筑学中的材料研究是什么关系?
Z:不一样。他们并不试图发明新材料,而是Dematerialize(去物化),努力发掘每一种材料以前不为人感知的存在方式。比如信号站,他们通过Bending(弯曲)这种方式把“铜”变成一种透明材料。

Y:实验是研究的一种手段。现在国内很多人批评北京成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难道他们在西方城市就不做实验?建筑和城市建设是否也可以科学的方式做实验?
Z: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栋房子都可以是一种实验。那些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作品对他们自己来说并不是特殊的试验品,只是按他们的方式在做设计而已。也可以换种说法,叫“中心舞台”。今天北京的城市特征可以用“混乱”两个字来概括,平均每三个月就要重印地图,但我觉得这也是北京的活力所在。洛杉矶也是个很混乱的城市,建筑的共同点就是彼此都不同。

Y:与武夷小学礼堂不同,你们最早的项目“东便门明城墙遗址公园规划”是一个更能与城市发生关系的作品。梁思成奋斗了半辈子的事业在你们手中得到了局部的实现。今天坐火车进入北京站,一下车就能看到这段斑驳沧桑的古代遗迹,刷新了人们对站台环境的印象。
Z:我们很幸运获得了这么重要的项目。在所有参赛的方案中,我们的动作是最少的。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是个很关键的片断,我们没有把场地做满做死,而是还原城墙的真实状态。虽然景观的最终实施不是我们控制的,但我们对结果还比较欣慰。现在城墙脚下到周末会有很多人跳交际舞,当时设想有许多艺术家可以在这个场地上组织活动。

Y:像当代的许多建筑师一样你们也尝试其他类型的设计工作,但每一类设计都面对不同的问题,并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你们的起点在哪里?
Z:我们做的工业设计还只是我们设计的空间内所使用的家具和灯具等,围绕建筑的需要而产生,当然希望以后我们设计的家具能够投入生产。我们希望打破一切设计的界限,一切与设计相关的事情都要尝试。我们已经作过城市规则(余姚三江两岸控制性详细规则)、旧城保护(东便门城墙遗址公园)、大型建筑(清华美院)、室内设计(联想研发基地)、甚至歌手的专辑平面。

Y:在建筑学努力扩张其边界的同时,也不断试图回归其“本源”,但这会出现多种阐释的途径。有的人苦苦寻找建筑的古代或乡土原形,有的人进行社会学和哲学的抽象,或者相反从强调人的生理需求出发,如生态建筑的态度。
Z:回归本源不是回归某种具体的形式,而是提出非常基本的问题。比如建筑应该如何occupy(占据大地)?另一方面,他们强调Architecture should represent architecture itself(建筑应该体现自身的价值)。建筑不因为代表某种原型而美,不因为代表某种阶级而美,不因为代表某种材料而美,建筑代表的是建造本身的美。

Y:说到建筑的精神品质,今天人们赞扬最好的建筑经常使用“诗意”。但是即使最糟糕的建筑也懂得拿“诗意”这个暧昧的词来包装自己,如何辨析它们呢?
Z:从过程中可以看出区别。诗意不是偶然出现的,它贯穿于设计的整个过程。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是在设计开始之前的冥思。我想到卒姆托的草图。他在一张纸上不停的画,直到画满为此。当平面生成时,建筑就完成了一半。最终平面和物质的再现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既凝重又非常轻盈的状态。

访谈日期:2005年1月30日
参加人:张轲、张弘、岳峰、赵扬、赵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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