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轲:城市与生活的“上层建筑”
01 March 2009
 


+刘炫 +photo 小甜腥

从纽约,到北京
纽约就像一场狂欢。在纽约的中国人,都是年轻人,所有的人去了那儿都只待三年,就好像一场三年不断的party,三年不断地磕药,充满活力,却不可避免地洋溢着悲观的情绪。也许有在街上流浪的画家,但电视剧里那种北京人在纽约的艰苦奋斗,是很少见的。

在纽约,错落的房子堆砌在一起,很密很密,形成了一个充满惊喜和活力的城市。很多初到纽约的中国人都会很不喜欢这个城市,街道拥挤,很脏很乱,满地都是口香糖,甚至有很多人随地大小便,地铁里都是尿味。这样的现实让许多人讶异——纽约竟然是这样的?!但当你第二次、第三次进入这个城市,甚至在这个城市中定居之后,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角落可能都会坐落着一间很棒的画廊、一间饶有特色的咖啡馆或者是一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戏院。许多精彩的内在的细节让人流连忘返。但是在北京,一切都截然不同了。倘若你初次来北京旅游,可能会眼前一亮,因为这个城市非常干净,非常宽敞。但是经不起玩味,当你深入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城市是散落的,没有密度。那些最精彩的组成部分,京味文化,胡同文化,都已经变得虚幻不实。比如后海,早已充斥着观光的游客,见不到北京人出出入入了。798也是一样。

在张轲眼中,北京能否算做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际化都市,还有待商榷。“北京是一个片断化的都市,所有的建设都是一小片一小片地去做的。我所理解的都市,站在直观的、非专业的角度上来看,是每到一个角落,都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坐下来,找一个人聊聊天的地方,可以不停地行走。北京明显不行。在纽约,我可以从中央公园一直走到世贸大厦,走两个来回,走到脚疼了,再坐地铁。我很怀疑北京是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接受的、让人充满幻想的城市。我觉得北京有点儿被‘哄’起来的感觉。”

城市,规划与建设
一个生活化的城市,要注事公共空间的建设。像中国许多城市一样,北京也处在一个近乎于爆炸性的急速膨胀过程中。这样的膨胀是具有破坏力的,但是破坏得并不彻底。许多城市空间处在空置状态中,城市的内部并没有建设起来。张坷很关注奥运之后北京的建设,在他看来,一次城市的“内部爆炸”在所难免——把空置的空间利用起来,为城市注入活力。

“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聚居的都市生活并不冲突。北京的传统是在街道上生活。在02年之前,在北京的旧城里面还能够看到大量的普通人的时候,基本上胡同里的老百姓都是在街道上生活的。在胡同里,有晒太阳的,有打牌的,有下棋的,有吃饭的,有卖东西的——街道是大家的起居室。而现在我们基本上找不到可以成为起居室的街道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不连续性,这是一个专业层面的问题,是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对城市空间的巨大浪费。我们的马路是不需要那么宽的。大马路不是解决交通问题的唯一方法。现在我们的马路是很宽,但是每条路和每条路离得太远了,每个BLOCK的宽度可能是纽约的五倍到十倍。你有一条大路比别人的路宽三倍,但是路的总条数却是别人的十分之一,所有的车都挤在这条大马路上。”

张轲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照搬苏联的城市规划方式,把什么都搞得很大块儿。我们总是跟着别人走,却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么走。“之前我们的胡同是小块儿的,方圆三五十米,两个院儿背对背,就是一个宽度。现在北京的块儿是多大?四百米到八百米见方。还有很多的空白没有利用起来。如果留出一些空地来供大家活动,扭秧歌,跳交谊舞,这也不是不行。但是哪儿哪儿都弄得那么宽,就有点儿过了。”

在北京的西单文化广场上,绿地旁边的一些石头平台被做成了三角形,似乎就是为了不让人坐。这牵扯到了一个“以人为本”的问题。在前不久,张轲带领着他的“标准营造”设计团队在深圳进行了一个关于公民建筑的讨论,研究建筑怎样为普通百姓所用。“假如让老百姓去决定如何规划闲置的公共空间,他们会怎么做?我觉得可以提供更多的店宅,人住在楼上,楼下可以开店。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普通人进入城市。我看见的最有意思的是厕宅——楼下是公共厕所,楼上是住家,只要住家愿意承担起维护卫生的职责,你就有权利住在那儿,甚至还可以附带着做一些小买卖。还可以为一些刚毕业没有能力买房的人提供一些临时的、时尚的“小容器” ——能够接水,接电。这样就可以准备一个书包,里面放着生活用品,拖到这儿拖到那儿。今天想住后海,拖过去,明天想住西单,也拖过去。这样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想,并不一定都是现实的。就北京而言,这个城市太生硬了。所谓虚假的等级越来越明显,大家都自己圈自己的圈儿,什么金融街啊,CBD啊,人与人渐渐地疏远了。我并不在乎北京有多大,有多少个鸟巢,有多少个CCTV,有多少个国贸新楼,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有,迪拜也可以有。在伦敦,在纽约,已经没有人在乎那里有几个标志性的建筑了。”


建筑,原创非山寨
张轲不是那种只希望做出一个标志性建筑的建筑师。“标准营造”的设计师们所关注的事情,恰恰是背离了“标准”本身的,他们希望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反对复制粘贴。他们的工作地域,从西藏的雪山脚下,到上海的都市中心,丛四川的地震灾区,到北京的政治核心,一切都充满着惊喜与挑战。

“我们属于新一代的建筑师。但是年轻的,并不见得都是新一代的。做出来的东西长得很时尚的,并不一定就是最时尚的。年轻的建筑师有这么几种——要么模仿西方,把西方的东西贩卖到中国来,这不是创新,这没什么新鲜的;要么把中国的东西挖出来,到西万去显摆显摆,也没什么新鲜的,还是水货,还是贩卖;还有一类就是死抱着中国的东西不放的,比如“我们一定要做中国的当代的建筑”。对我们来说,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中国的文化己经比较国际化了。我们的观念是,中国的新一代是没有国籍的边界的,当代的就是当代的,现代的就是现代的,没有所谓的中国建筑和西万建筑的差别,建筑就是建筑。老一代的名词,中国建筑,现代建筑,西方建筑,这些概念在我们这儿都不适用了,只有建筑这一件事情。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讨论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他们的,全世界都是中国的,为什么不可以呢?说来说去,我们要以原创为最重要的立足点,而不是满足于学得像。我觉得原创没有那么难,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别去抄就行了。为什么很多所谓的明星设计师,都一定要去抄呢?我觉得建筑作为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筑师们对自己的要求应该严一点,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不要今天蹦出个芙蓉弟弟,明天蹦出个芙蓉妹妹的。”


家与生活,简单随意
不久前,张轲为四川地震灾区设计的“移动厕所”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标准营造”正在进行移动住宅的设计。所谓“移动住宅”,是指一个很小的可移动的空间,大概两平米左右,那些手头不富裕的年轻人,可以花个五千一万买一套,玩儿玩儿也罢。在张轲看来,“家”的概念同一张床没有什么分别,首先,它不是用来显摆你有钱的所在,其次,它是一个非固定非永久的所在。在许多年轻人看来,家是一个流动的地方,永远扎在一个地方住到死,是很可悲的。“家要有一些基本的功能,可以睡觉,可以阅读,可以储藏一些基本的东西,可以听音乐,可以看看电视,就足矣了。家只要时尚就行了,既不需要很奢侈,也不需要很固定。”

生活,是随意的。同许多人一祥,张轲也厌倦那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喜欢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也许他一年365天都在工作,但是每天的工作都像玩儿一样那么轻松。在他的事务所里,没有硬性的上下班时间规定,下午来上班,工作到深夜,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的生活态度是这样的,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有名,只要够吃够喝够住,生活得像玩儿一样就很好了。在国外,给别人打工的时候,工作很乏味,所以工作之余就要很疯狂地玩儿。从前在中国,大家的心态都很好,都觉得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但是现在越来越像美国了,工作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度假,工作和生活分开了,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只有很少数的人说我工作就是为了快乐。所有人都有权利选择,生存不是大问题,至少不会饿死。如果这个工作是你不喜欢的,你没有快感,没有成就感,那么一定要换工作。如果做建筑只是为了挣钱,为了出名,这也是很可悲的。最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要找到快乐。”


关注,游走干社会边缘
张轲特别地谈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这个已经上升到社会学层面的问题,凝结着一个年轻的建筑设计师深刻的思考。在去年进行的深圳建筑双年展上,张轲与“标准营造”提出了这样的概念——三保住宅、三流住宅、三小住宅。所谓“三保”,指的是“保安、保姆、保洁”,在现在的社区里,这三类人的人数很多,他们都住在社区里,但是却游离于大多数人的视线之外。保姆住在雇主家里,保安和保洁住在地下室里。张轲认为,在规划居住区时应该为这些人预留一些空间,供他们居住。所谓“三小”,指的是“小姐,小商贩,小偷”,许多农村人进城之后,都在从事这样的边缘职业,甚至可以说是非法职业,但是他们的确存在。所谓“三流”,指的是“流学,流浪,流氓”。听起来似乎荒诞,但是解决这些人的住房问题,却毫无疑问地对改善社会治安大有裨益。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可研究的课题,不仅仅局限在一个社会学的范畴。中国很大,有很多关注社会人文的精英,他们写了很多文章,但是就止步于此。实践要靠建筑师,而建筑师要么在跟政府搞关系,要么在跟房地产商搞关系,要么就是在媒体里忽悠,没有人去跟那些研究社会人文的学者合作。这就导致了很多社会学者提出的观点,没有人去实行。有很多人认为,年轻的一代没有责任感,但是我觉得很快这种情况就会改变。这些年很多事情值得关注,我们需要从平民角度去想问题,从老百姓出发的,代表真正的大多数,这样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可以做精英的东西,也可以做时尚的东西,但是找们要反思,要追问自己到底在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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