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民建筑
01 March 2009
 


Toward a civil architecture

形象工程的时代该结束了,漠视公众建筑质量和空间利益的时代该结束了,让我们共同致力干开创一个“公民建筑”的时代!
THE ERA OF IMAGE PROJECT SHOULD BE OVER. THE TIMES lN WHICH PEOPLE DlSREGARD THE QUALITY OF PUBLlC ARCHlTECTURE AND THE BENEFlTS OF THE SPACE SHOULD BE ENDED UP. LET US MAKE GREAT EFFORTS TO CREATE AN AGE OF "ARCHITECTURE FOR ClTlZENS"!

近30年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建筑的设计与建造一直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尤其在2008年,奥运会和四川地震等事件更让建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前者产生的一系列地标性建筑令国人自豪,后者则促使人们深入地思考建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建筑师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诸多问题。

所有这些现象,使得当下对建筑作品的解读,已无法仅局限于对建筑形式或技术等单方面的讨论,而必须扩展到社会和人文的层面。为此,由《南方都市报》发起,《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主办,并联合《Domus国际中文版》、《世界建筑》、《建筑师》、《时代建筑》、《新建筑》、《世界建筑导报》等重要建筑媒体共同创立“中国建筑传媒奖”,并以“走向公民建筑”为口号,力图促进建筑与社会的互动,推进公民空间建设和公民社会进程,以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为主要标准来评价建筑,并向建筑界和全社会发出呼吁:形象工程的时代该结束了,漠视公众建筑质量和空间利益的时代该结束了,让我们共同致力于开创一个“公民建筑”的时代!

朱涛
建筑师、建筑评论家、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候选人,中国建筑传媒奖学术顾问

媒体对建筑来说是个双刃剑,它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人们对建筑本身的判断。

“媒体杀掉建筑”
第一,今天商业化媒体的发达,尤其是图像媒体的发达,导致读者对建筑的判断,往往停留在对唯美化的、二维的建筑图片的判断,而远离了对三维的、用物质材科建造出来、和人们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建筑物本身的综合判断。

第二,在更广的文化环境中,商业媒体或意识形态宣传媒体通过各种操纵手段,比如通过刺激感官的广告图像或说教式的宣传画,使得读者的感觉和关注越来越远离现实物质世界的经验,不光使他们丧失判断实际建筑物的能力,也丧失读解建筑的社会背景的能力。人们会越来越沉醉于唯美的图像,不会再关注建筑物背后连带的社会政治、伦理、公正性等重大问题,不关心建筑直接相联的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

“这个支持那个”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媒体也是可以撇开肤浅的文化表象,深入关注现实生活,也有可能和建筑这种建设性行为一起合作,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不是“这个支持那个”,而是有可能建立起来一个“同盟”关系:媒体和建筑可以联手,一起为建设“公共场域”(Public Sphere) 做出贡献。

“公共场域”的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哈贝玛斯(Jurgen Habermas) 提出的。它是指人们能聚在一起讨论公共问题的地方。显然,该场域不属于单个个人私有,也不从属于政府,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使人们得以聚在一起,成为“公众”的公共场所。它有时体现为有形的建筑公共空间,如广场、街道、公园、咖啡馆等,有时依托在无形的媒体公共空间里,如报纸、书籍等。经常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我看来,不光是咖啡馆等社交空间,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在城市中催生出的一系列公共空间,如广场、街道、公园,都为“公共场域”的出现奠定了空间基础。

紧接着,媒体的作用凸显出来。18世纪自由民主化的出版企业、报纸和各种公共论坛有力地促进了“公共场域”的成长,使得它开始能够影响政治和社会生活。这种媒体“公共场域”的重要特征是,它与教会和政府的权力分离出来,不是它们的喉舌,而是与民间丰富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相连。

但是到后来,现代商业媒体的发达,反过来而又导致了“公共场域”的衰落,因为它的重心越来越转向操纵人们的消费,而不是在鼓励人们理性地思考和讨论社会问题。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一个基本课题正是:能有“公共场域”。“公共场域”的建设要通过多重渠道,其中就有媒体建设和空间建设两大维度:一方面是多种多样的公共平台,比如开放的媒体、活跃的网上论坛、深入民间的社团组织、社会网络,另一方面是城市中的各种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街道等,以及那些富于探讨精神的聚会场所如书店、沙龙、茶馆、咖啡馆等等——这些是建设现代民主城市和公民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在建筑、城市空间上,中国建筑需要努力的实在太多了。首先,要努力争取公民使用公共空间的最基本权利。

文化病症
在中国用地如此紧张、人口如此庞大的国情下,有多少人住得起别墅?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当代中国的居住文化?当一方面老百姓面临住宅危机,一方面中央政府拼命叫停别墅开发以保护仅剩的耕地资源时,为什么有那么多建筑师背过身去,如此津津乐道于小别墅的美学趣味?为什么一些别墅项目,在中国本没有什么广泛的社会语境和意义,却能在媒体上占据中国建筑学话语的中心地位?作为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独特表现,它无可非议,但当它成为引导文化时尚的主潮流时,就是一种文化病症了。

明星建筑师
媒体热衷于对明星建筑师进行媚俗报导,明星建筑师热衷于进入时尚文化——这两重负面影响是相辅相成的。建筑师之所以值得人们尊敬,要么因为他作为空间艺术家,创造出伟大的建筑作品,要么因为他有深刻的空间思想,激发别人的思考。但是现在一些媒体对明星建筑师们的展现不是关于他们的作品和思想,而是热衷于显摆他们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喝什么酒、驾什么车,推动他们化身为时尚明星,真是可悲!

建筑文化的转机
我感觉,也期待,2008年会是个转机。曾经一度,整个国家、所有人对建筑的热情都集中在那几个奥运会地标建筑上。但5.12地震发生了,我们忽然间发现还有那么多乡村、学校被完全忽视了。这个天灾恰恰击中了我们社会的脆弱之处。我本人希望5.12的发生能引发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政府和民众都开始真正关心我们过去长期忽视的问题,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教育设施、医疗设施、公共福利设施等等。也希望这能成为建筑师工作重点转向的契机。形象工程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应该共同开创一个“公民建筑”的时代。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我们的社会如此迫切地呼唤建筑师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建筑师在每个操作层次上都频繁地触及到权力和资本的多个界面,但这绝不意味着建筑师就该沦为附庸权贵的机会主义者或犬儒主义者。恰恰相反,正因为建筑师与权力、资本和社会的接触面如此之广泛,正因为建筑师的设计行为实际上是在多个维度上同时展开的栓释传统、转化现实和塑造人们未来生活的社会实践行为,建筑师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才变得尤其重要。

今天,中国建筑师们置身于一个空前的“建筑时代”,其社会影响力可在三个层次上得以体现:1. 建筑设计:在全国范围的建设热潮中,建筑师们所承担的设计项目,无论是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设计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2. 策划与参政:一些建筑师已经强大到可以介入开发项目策划和政府决策的过程;3. 话语建设:建筑师特有的知识理性,可以通过教育、媒体等手段在社会中传播,积极参与公众讨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构筑起自下而上的监督开发行为和政府决策过程的民主话语。

饶小军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世界建筑导报》副总编。中国建筑传媒奖学术厩问、提名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建筑传媒奖”是在正面“干涉”建筑
建筑确实存在专业“圈子”,因为其有技术屏蔽;但建筑又绝对不是专业圈的事情,因为其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建筑对于社会公众的影响是直接的,从视觉和行为两方面。城市和建筑对于人的影响几乎是强制性的,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建筑空间中,我们很难想象人在城市当中不受建筑的影响和控制。从这层意义来说,建筑又是个“大圈子”,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建筑不是专业的事情,而更应该是大众的事情。建筑师往往会以专业为借口,自视过高,不愿意与大众交流,不注意大众对建筑的评价,这是不妥的。中国的建筑奖,只在专业的范围内评价建筑,也是有问题的。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中国的建筑奖都是局限于圈子内的,都是专业的建筑奖。幸好,“中国建筑传媒奖”打破了这一局面。

“专业”与“大众”,“日内”到“日外”
大众媒体深入关注建筑领域,这是一个创举。我将这次活动定位为大众媒体对建筑正面实质性于涉的开始,这是一种极有意义的进步。

建筑和媒体的关系一直密切,媒体是推动建筑发展很重要的一方面,承担着把大众与建筑师联系在一起的作用。但现时社会媒体对时尚和流俗的过分关注,有时也会把建筑导向畸形状态:比如,产生一些为媒体而摆设的明星建筑师,造就一批为媒体报道而创作的纸上谈兵的设计作品,使建筑成了“漂浮”于报刊杂志表面的时尚而无法落地。幸好我们从“中国建筑传媒奖”看到了这种转变。“中国建筑传媒奖”把建筑放在社会的层面加以评价,提倡人文关怀,重视建筑的社会意义,这将对中国建筑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

此外,《南方都市报》以大众媒体的身份介入建筑领域,实现从“圈外”进入“圈内”,打破了传统封闭的建筑行业界限,这有助于拆除设在公众与建筑之间的沟通屏障和技术藩篱,可以让建筑师注意思考作品的社会意义,更会让民众来关心建筑。

公众才是建筑的奴终评判者
我坚信公众是建筑的最终评判者,我们不可低估大众的判断力。当然,目前大众的评论是“无声的”。当建筑师陶醉于矫情自恋的自我表现时,公众常常以“无声的行动”对建筑作出评价和判断。

以城市的广场为例,广场的本义是大众集会、游行和休息的地方,是公民社会的空间体现。但在今日之中国,我们少见城市中的广场起到上述的作用。举个例子,深圳建了许多“广场”,从市民中心,到龙城广场、宝安广场,再到各街道办的广场,广场规模巨大、气势雄伟,它成了政府权力的象征,但问题是很多市民广场常常由于大而无当、无处遮阳,成了无人光顾的角落,政府和建筑师所自鸣得意的集会场所,公众却选择了“拒绝参与”的行动,给人留下“舍去”的背影。

再如,城市中所兴建的一些文化展览体育设施,在建筑行业中称之为“公共建筑”,除了偶尔举办几次展览和赛事活动外,常年闲置无用,造成极大浪费。大众公共的文化生活和体育锻炼却在民间的街巷餐厅、歌舞厅和健身房等空间中进行,设计与使用常常发生“错位”。公民自主地选择公共空间,或者通过错用、滥用的方式对建筑进行“创造性”的错误使用,而重新赋予了公共建筑以新的内涵。城市当中一些空间尺度巨大、工程造价奢侈、表皮形象华丽的建筑,却原来不过是一些内心空虚外表华丽的“臭皮囊”,筑成无人问津的城市“垃圾空间”。

建筑师并无法真正感受和听到这部分“声音”,建筑评论家在此也显得软弱而无力。面对公众的 “拒绝”或“滥用”的行动,政府部门和建筑师也许只会指责其素质不够或不懂建筑。为什么不进行换位思考,倾听公民内心真正的“声音”,关注真正使用者使用建筑的无声行动?

吴光庭
淡江大学建筑系主任,建筑评论家,2007香港建筑双年展台湾馆策展人。1982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建筑硕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初曾任《雅砌》杂志创刊总编辑,该杂志以精辟的角度与严格论述的方向,将台湾的建筑类杂志予以现代化

建筑的“贫困”越来越严重
现在社会越来越关心建筑,媒体也越来越关心建筑。建筑成为美术馆展览的贵客,建筑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现在甚至也有了专属于建筑的展览。一些建筑师成了偶像、明星,台湾甚至还出现了建筑师演讲吸引了2万人参加的记录。

但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当建筑成为社会制造欲望的工具时,在建筑师还未开始从事任何跟建筑相关的举措之前,就已有无数的建筑陈摆在眼前了。现在的建筑再也无须依赖创作产生,而是变成一种不断复制看起来有差异、还能出人意表的行为。建筑的“贫困”越来越严重,因为建筑己变得既不是人做的,也不是为人做的。

从二战结束后的亚洲来看,“经济发展”是超越政治、文化及社会差异的,这一点在海峡两岸表现得非常典型。建筑在这些地区都面临几乎相同的宿命,在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体制不够开放的作用下,“建筑”及其应具有的社会意义愈来愈淡薄。现在的建筑不再是“我们的”而是“他们的”。

这一点在因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房地产交易上表现最为突出。地价不合理的攀升导致房价的高升,同时也扭曲了环境价值。城市文化因为空间的单一而逐渐单一,城市文化因此不再多元多样。

台北的“信义计划区”(台北101大楼所在的地区)即是一个典型。台北的建筑及城市空间的背后,是焦虑及不安,是缺乏社会及公共认同。

分水岭是在1988年台湾解除“戒严法”之后。在此之前,台湾关于空间形式的“社会及公共认同”是被当局定义的,空间形式既单一又绝对,政府的公共建筑如此,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亦如此。

解除“戒严法”之后,台湾的社会力量获得解放,地区性的社会需求逐渐受当局的重视,不再将地区性的草根力量与空间想象视为危逆,政策的开放也鼓舞了这股力量。1996年,台湾文化建设的政策顺应了这股力量,开始具体推动“社区总体营造”(简称“社造”)政策,台湾的建筑发展因此有了新的想象及作为。

最明显的例子是,出现了应地区性需求而产生的公共建筑及城市空间,如宜兰县政中心(象集团,2004年),礁溪乡公所(黄声远,2005年)及宜兰火车站前丢丢铜广场(黄声远,2008年),宜兰三星乡展演广场(黄声远,1999年)。

台湾建筑师公民意识的觉醒
近些年,台湾出现了建筑师直接为草根阶层服务的“社区建筑运动”,还有很多建筑师还在建筑重塑地方公共空间的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

在“社区建筑运动”中,很多建筑师直接为草根阶层服务。如谢英俊在“9.21”震灾后为解决弱势族群居住权上所做的努力,黄声远及黄瑞茂在其人生有限的黄金岁月中,选择了以建筑专业可为投入的单一地区,做长时间的“蹲点”投入,从而具体改变了如宜兰及淡水部分重要地区的环境。

台湾建筑师还在重塑地方公共空间的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如“9·21地震教育园区”(庄文杰+庄学能,2007年),将当地的震灾实景保留,透过建筑设计再现成具情境教育叙事的空间特色,使得参观者在情境空间中感受环境教育的真实感。

这些实例都说明了建筑师在建筑设计态度上的超越,这才是形成实质环境品质提升及改善的关键所在。

在“9.21”震灾之后,对许多曾直接参与灾后重建的建筑师及相关专业工作者而言,重塑公共空间,并以此对“何谓公共”提出质问与反思,是专业上一种“有意义”的自我认知,可以在为完成建筑设计所需的专业表现上有更完整的态度,尤其当建筑设计的议题上有社会价值或公共使用倾向之时,重塑公共空间所能彰显的社会人文关怀将比一般传统的建筑在观念上更广泛。

台湾自1988年以来,社会中产阶层在环境议题上开始“自觉”,这与学院中长期形成的“木土关怀”相结合,这才形成草根社区运动。草根社区运动的主张,在台湾向来是被各政党重视的问题,大家必须在执政的过程中努力实践其承诺。因此,当局、民众及建筑师在面对“建筑”的公共议题时必须维持彼此角色上“共同参与”。“开放协商”是重要的,更关键的重点在于必须要让政治来服务社区与建筑。

胡恩威
香港“进念二十面体”剧场导演、建筑批评家。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传媒奖香港地区提名人,香港政府应对经济危机智囊团10大智囊之一

香港的建筑设计在“反建筑”
近20多年,香港的建筑越来越“内向”,整个香港连一个有趣的建筑案例都没有。相比较来说,内地在意识上比香港更有建筑追求。但国内的情况是政府体制和民间对建筑有着极大的热情,但对于建筑物产生的过程,从设计指引设计模式到施工监工方法仍然出现很大的偏差。但总的来说,中国官方和民间是越来越重视设计,但对于公民建筑这个观念,中国仍然是由上而下的造法比较多,香港在官民沟通互动的文化比较对等。这是香港发展公民建筑的条件。

这20多年来,建筑不停在变,但更趋向于一种表面上的建筑,讲美学的,就是照片要照得好看。但在香港,讲建筑与社会互动,媒体并不重视。他们更乐于把建筑变成高消费品牌,像时装设计一样,把建筑变成消费的东西。这让香港的城市空间越来越单一化。

香港的建筑是“反建筑”的。在香港,建筑设计的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把空间尽可能地填满,尽可能地赚钱。这让香港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单一化,走到哪都是商场;而政府的建筑又很官僚,到处都一样。是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从建筑上也可以体现?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建筑设计也应该是多元的。接照这一标准,杏港越来越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黄居正
《建筑师》主编

对于我们建筑师来讲,我那个时代受的教育基本上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所谓技术跟艺术结台,也就是说建筑师只要解决技术问题,包括通风、采光等等问题,另外就是所谓的形式造型,没有人跟你讲过你要负起社会责任。实际上我觉得建筑师应该是至少有这三个部分组成:技术、艺术、社会责任。

赵辰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我们想重新塑造中国的当代建筑文化,需要一些不同的视角,“走向公民建筑”就是一种新的视角。

夏铸九
新都市社会学家、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所长

2008奥运结束了,我觉得北京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实别的城市也是这样,只是北京达到了最高峰,就是建筑作为一个都市奇观的表演,我觉得几乎是达到了一个最高境界。当然,现在就给伦敦很大的压力,他自己部不敢想在都市奇观上、在展演上要如何。建筑作为一个都市奇观的展演,几乎是达到了极致。但是同时2008年汶川的地震以及地震完之后的“海啸”,只是这个海啸是金融海啸,我似乎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它好像是在提醒,至少对于一个建筑专业者,我觉得这个提醒是我们关心建筑的态度,把这个注意力似乎放在其他地方。

过去建筑是一个相当有局限性的专业圈子,可是现在关心建筑的人越来越多,台湾、香港也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时候在台湾关心建筑也有一些很不好的走向,因为这些年文化的创意产业被抬到相当高的高度,建筑在被介绍给一般关心建筑的圈外人的时候经常被当作一个品位的营造。好像建筑专业者是引领这些行外的人去认识建筑,用一些专业的术语去介绍,仅仅把建筑当成一个物,用我们行业的话就仅仅是一种形式,把建筑当成一种古董,把建筑的生命抽掉了。

我一直觉得2008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对中国建筑也是如此。在今年,我着到这个奖,看到“走向公民建筑”的口号,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时候,让建筑去面对公众、面对公民、面对城市、面对市民。在这个时候,谈走向公民建筑,确实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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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图:青年建筑师奖——标准营造事务所
左上图:标准营造的作品之一,雅鲁藏布大峡谷码头
ABOVE RIGHT: YOUNG ARCHITECT AWARD,STANDARDARCHITECTURE
ABOVE LEFT: YALUNTZANGPU BOAT TERMINAL (TIBET)DESIGNED BY STANDARD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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